2日晚，永乐2020年首拍古代书画夜场举槌，湮没近千年的古籍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是全场最重磅的拍品，最终以2.6335亿元成交，这一价格创造了宋版书的最高价纪录，同时也是世界最贵古籍善本。

《王文公文集》为国宝级孤本文物，消失近百年才重现于世，不仅极为珍贵，背后的递藏故事也是一波三折，堪称传奇。鲜为人知的是，这件拍出天价的古籍曾是扬州宝应人、近现代藏书家刘启瑞的藏品。

《王文公文集》创宋版书最高价纪录

国宝级孤品首次现身市场，让竞拍异常激烈，在拍卖现场，这件标的以1亿元起拍，场内买家以1000万的加价速递，至1亿9000万新的电话委托加入，而后有买家举牌至2亿元，现场掌声响起。经过短暂的停留，场内买家举牌竞价2亿1千万，最终以2.29亿元落槌，加佣金是以2.6335亿元成交，这一价格创下了宋版书的最高价纪录，堪称世界最贵古籍善本。

“这份古籍拍出如此天价在意料之中，一面印宋版书，一面印往来公函，这种形式的古籍太罕见了。”扬州藏友张翼介绍，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学者、文学家王安石去世后，其门生、长孙、曾孙等先后数次编撰其遗文。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是现存最早的王安石文集，收录王安石诗文共计2281篇，全帙100卷，完整保存了宋版的原貌。

自清光绪年间现身直至民国时期的记录，《王文公文集》在中国境内仅存76卷。除了藏于上海博物馆的72卷，其余四卷一直下落不明。此次新现的卷17、卷18、卷20《王文公文集》补上了过往缺失的三卷，为研究王安石及宋代历史、补充史料缺失，提供了重要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南宋初期由于纸张短缺，二次利用旧公文纸张或私人信件刻印诗文蔚然成风，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古籍版本的特殊形态——公文纸背文献。“此次拍卖的《王文公文集》便是印于宋人书简及公牍之上，这份《宋人信札册》可便于人们研究宋代职官制度，其中的宋人书法价值亦不容小觑。”

曾是扬州宝应藏书家刘启瑞藏品

张翼介绍，《王文公文集》曾经是扬州宝应近现代藏书家刘启瑞的藏品，刘启瑞是宝应最后一个进士，曾受张之洞委派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内阁大库内多明文渊阁旧藏宋元秘本古籍，收藏宋元本及其档案甚多。

据《藏园日记抄》记载，1920年傅增湘曾访问刘氏藏书楼“食旧德斋”、“抱残守缺斋”，观其藏书中有宋本23种，元本9种；其中宋本以《王文公文集》等为最；众多宋元明刊本中有历代名家收藏和评注，后来这些藏书大多数被傅增湘购入“双鉴楼”。

一波三折，国宝级孤品命运多舛

不过，记者查阅相关资料获知，比较受业界认可的说法是，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确被刘启瑞窃取，藏在他家食旧德斋。1931年前后，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多次致信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反复商讨刘启瑞食旧德斋藏本与日本图书寮藏本合印出版的事情。但是，不久之后刘启瑞将其藏书卖出，合印之事随之搁置。之后，曾为南浔蒋祖怡密韵楼、南通吴普心思学斋、孙静安等递藏。直到1962年才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得以实现。

1962年，在徐森玉的倡议和督促下，将密封在铁箱内30多年的玻璃底片从故宫博物院整理出来，恰巧北京图书馆从日本得到了“寮本”前70卷的影片，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是向北京图书馆借来了影片，去其重复，进行影印，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一百卷重新行世。

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批刘启瑞旧藏《王文公文集》出现在香港书肆，最后为王南屏所得。后来，日本人曾千方百计要用重金向王南屏购买，均遭拒绝。王南屏说这是中国的国宝，又有约在先，不管等到什么时候，都要把它送还大陆。

1981年，王南屏提出想把《王文公文集》等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但有个条件，他在上海家中收藏的大批明清字画要允许200件出境。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联合向文化部文物局写了《关于接受香港王南屏捐献宋代珍贵文物并允许落实政策的200件明清书画运港的请示报告》。

1984年六月，全国书画鉴定组对《王文公文集》进行鉴定，称其为“孤本秘笈”：“从雕版史角度讲，字体端庄，雕工精整，首尾如一，印刷清朗，纸墨如新，保存良好，是现存宋版书中最上等的，当属国宝级重要文物。“故即使抛开书籍不论，仅就这样大量的尺牍、文书而言也应该认为是国宝级的重要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