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4日，由故宫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主办的“对谈¬：全球视野下的古代陶瓷手工业”在故宫博物院召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丁雨助理教授、博士后高宪平；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吕成龙研究馆员、王光尧研究馆员，考古部主任徐海峰研究馆员，研究室副主任张露编审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活动。对谈由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所长项坤鹏副研究馆员主持，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全球范围内古陶瓷的生产与技术传播、故宫考古发掘新资料和新动向等方面。

　　秦大树教授认为，此次对谈的主题是“全球视野下的陶瓷手工业”，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陶瓷的贸易；另一部分就是技术交流。东亚、东南亚、西亚中东及欧洲，在历史上均与中国瓷器存在技术的交流，而且中国瓷器在当地的陶瓷制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古代中国陶瓷贸易和技术交流的研究过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1年叶文程先生组建中国古外销瓷研究会开始，直至2010年左右，学者们由于条件所限，多是关注从海外带回国内的陶瓷贸易和技术资料，将中国资料与之比对，并加以校正；第二阶段为2010年之后，更多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开始走出国门，在海外开展考古工作，极大地推进了相关研究进程。随着陶瓷考古和古陶瓷研究取得的长足进展，国内学者逐渐在国际交流中掌握了话语权。如我们对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Ming-gap问题的质疑、对中国瓷器9到10世纪的长程贸易的论述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较大反响。

　　他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几点思考：一、最早作为商品的外销瓷何时出现。如长沙窑瓷器的出现及外销时段问题；盛唐后期唐三彩在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发现和研究，以及东南亚地区是否发现唐三彩等问题；早期瓷器贸易的运输方式问题，他推测我国最早的瓷器对外贸易可能是通过陆路运输，并有一个从驼队到车队的过程，随后迅速转为水路、海路运输。二、清乾隆朝以后的瓷器外销模式。目前国内外学界关注的外销问题主要集中在大航海以后葡萄牙人主导的16世纪，特别是16世纪后半叶的海上贸易，以及17世纪转变期的陶瓷贸易，而乾隆朝以后瓷器外销是研究的一个缺环。实际上，虽然乾隆朝以后我国瓷器在最后一次外销竞争失败，但在这期间，中国外销瓷仍在进行性发展，质量也不错，并没有进入低谷期，只是外销区域缩小了。目前乾隆朝以后中国瓷器外销问题研究欠缺，而这是故宫的长项，可以多加关注。三、古代国际陶瓷贸易中、外的三次技术竞争。中外制瓷业三次技术交流竞争包括：第一次，元末明初时期（即西方学者所谓的Ming-gap时期）东南亚地区生产的仿龙泉青瓷以及青花瓷与我国外销瓷的竞争；第二次，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发展伊万里瓷器，并大量占领欧洲市场，日本制瓷业与我们的竞争；第三次，欧洲学会了我们的制瓷技术，在世界市场与中国陶瓷产品的竞争。总而言之，虽然近年来瓷器对外输出的研究有了很大进步，但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努力。

秦大树教授发言

　　吕成龙主任介绍了中国古外销瓷研究学会的成立与发展过程，他指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外文化交流，陶瓷是其中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具有生产的连续性，从未间断过，产量巨大，具有耐腐蚀、不怕火等特点，可以较长时间留存，即使是碎片，也携带着丰富的信息可供研究，这是陶瓷研究的优势。之前西方、日本等外国学者关注陶瓷的研究较早，进入21世纪后以后，随着国力的增强，国内学者主动开始在国外进行考古工作，如到非洲、印度、阿联酋等地进行考古发掘，不断有新的收获。我们要利用新时代的优势，可以积极探索到国外窑址进行联合发掘。同时，水下沉船的发现目前还只是冰山一角，我们要加大发掘和研究力度，以取得更多成果。他表示，对于“全球视野下的陶瓷手工业”问题，秦教授主要提到了陶瓷贸易和技术交流两个方面，此外，还要关注文化的交流，这可以作为第三个方面。另外，在国际陶瓷贸易的研究中还应注意远距离运输等问题，在唐代海上贸易之前，应当有一条陆上的外输之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当时到底采取哪种运输方式，甚至包括一些细节的探讨。另外可以多举办一些国外皇宫、博物院等机构收藏中国瓷器的展览。从国外一些记录中可知，当时中国外销瓷器贸易利润巨大，在欧洲等地非常受欢迎，因此欧洲各地留存的中国瓷器数量众多，我们可以多搞一些相关展览，介绍国外的中国陶瓷藏品。

吕成龙主任发言

　　王光尧研究馆员指出“全球视野下的陶瓷手工业”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中国制瓷技术外传的影响；第二，外来技术对我们的影响；三，交流和运输方式的转变。第一个方面，我国制瓷技术外传的情况很多，要将中国制瓷技术传播到高水平地区及文化中心与传播到相对落后地区分开思考，不同地区对中国制瓷技术的吸收包容的程度是不同的。传统的文化交流中心容易接受大范围的交流，如东亚、两河流域地区，因为本来就有对外来文化较为包容；本身不是传统文化交流中心的相对落后地区，则包容性较小。虽然在空间上存在近与远的区别，但在文化传播中则是另一种景象，我们可以发现制瓷技术存在点状跳跃式传播的现象。第二个方面，是外来文化技术对我们的影响。历史上每一次文化碰撞都带给我们很大的飞跃，每一次外来文化技术的输入对我国制瓷技术都产生了很大的提高。虽然我们在清代最后一次制瓷技术交流竞争中失去了很大的市场比例，但确实促进了我们的制瓷技术的提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化机器制瓷技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的瓷器越走越远，毫无疑问是将输入地的喜好纳入到我们的瓷器生产之中，用别人的技术来丰富我们自己的技术，这促使我们的瓷器风格更具国际化、普适性。第三个方面，陶瓷贸易中的交流与运输方式的转变与丝绸之路的变迁相关。人地之间的交流自古以来就有，古人的交际能力远超我们想象。但早期交流的东西很少，陆上丝绸之路也有局限性，不可能大量运输，货品都是少而精。随着国外需求的加大，使运输逐渐转移到海上，这种转变导致许多陆上丝绸之路国家的衰落，沿海地区逐步崛起。市场需求与人们的生活文化交流需求是相关的，技术的交流、文化的交流、小物象背后看到的是大历史。 

王光尧研究馆员发言

　　张露副主任围绕我国制瓷技术外传的问题与在座学者进行了探讨，包括：我国的陶瓷传到国外，多大程度将技术带过去了；东南亚越南、泰国的制瓷技术与我国有怎样的关联；中东制瓷业的技术链条等。

张露副主任发言

　　丁雨助理教授指出制瓷技术的交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其本质是人地（资源）互动的产物，不仅涉及到人，也涉及到资源本身。陶瓷中比较关键的技术包括胎釉技术、装烧技术、窑炉技术等。技术的传播并不是刻意的传播，当工匠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制瓷技术也会受到新环境资源的限制。在胎釉技术中，当原有的配方与当地资源结合后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新的胎釉风格，而装烧、窑炉技术等相对高层次的技术传播，就不是那么容易发生，这就需要在研究中综合考虑。总之，一整套技术体系的最终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环境影响的。

北京大学丁雨助理教授发言

　　徐海峰主任回忆了北京大学在河北陶瓷考古的工作，高度肯定了秦大树教授带领的考古队在磁州窑、定窑考古取得的成果，介绍了故宫考古部、故宫研究院考古所在肯尼亚、拉斯海马、造办处遗址等地的工作进展，指出陶瓷考古是古代手工业体系中研究最深入、最扎实的工作之一，并就制瓷技术、考古发掘方法、故宫内考古出土的元代地层、元大都中轴线等问题与其他与会学者进行了探讨。

徐海峰主任发言

　　高宪平博士后提出，目前我们对景德镇官窑及早期窑业研究较多，而对景德镇民窑的工作仍较欠缺，对民窑的认识还停留在单纯的器物研究层面，缺乏对制瓷手工业的整体把握，不利于国内、国外各窑口瓷业的对比。希望以后能多关注景德镇、浙江等地区民窑手工业的不同角度研究。

高宪平博士后发言

　　项坤鹏副研究馆员对古代陶瓷技术的传播方式进行了补充，指出，根据目前学界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随产品的流动而形成的，往往是简单的仿制，只能达到形似，第二个层级是随工匠的流动而形成的，能够在更高的层面上达到更为有效的仿制，甚至还出现窑工携带原料到另一地进行生产的情况，这种仿制往往能够达到形神兼备。此外，还谈到了陶瓷生产与环境的关系，将浙江慈溪上林湖与韩国康津郡的环境相联系，指出两地瓷业面貌的相类或许与环境的相似存在着密切关系。最后，他对各位专家学者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此次对谈予以感谢，并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进行了总结。他表示，各位专家学者讨论热烈，交换了彼此的学术思考，拓宽了学术思路和视野，今后此类对谈活动还将持续举办，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

项坤鹏副研究馆员发言